垃圾分類難在何處丨完整視頻 · 新聞調查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 副局長

楊雷:也不用罩子罩起來了,就直接兩個桶,標識搞清楚。

 

解說:從今年2月開始,推動垃圾分類就幾乎成為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副局長楊雷每天的全部工作內容。這天,他來到沙嘴村,是檢查垃圾桶的擺放位置。垃圾分類實施后,這個村計劃將原本90個垃圾投放點減少到22個。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 副局長

楊雷:搞一些大型的宣傳活動,這樣就很集中,讓大家首先知道,這個村要搞垃圾分類,要撤桶并點,那么他就會主動去看,我在哪里投。

 

解說:今年8月27日,深圳市政府將《深圳經濟特區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草案)》提請深圳市第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五次會議審議。這也標志著“強制垃圾分類”在深圳正式進入立法程序。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 副局長

楊雷:我們的理解所謂強制,就是要進入法治化的軌道,就是全體社會,全體公民,所有的單位,都要去做垃圾分類,做環保,我們現在一方面在配合人大,在啟動立法,立法草案已經過了人大的一審,順利的話,可能年底前,就能夠作為特區法規正式出臺。

 

解說: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開始生效,讓這座20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在全國率先進入強制垃圾分類時代。

 

解說:穿著馬甲的工作人員在定點投放的垃圾桶邊嚴陣以待。小區的住戶們意識到,扔垃圾,不再是一件隨心所欲的事。

 

解說:社交平臺上,數不清的文章使用了“被垃圾分類逼瘋的上海人”等戲謔的表述。“豬吃不吃”、“拎得清”、“日理萬圾”等調侃詞語出現在網絡中,垃圾分類,成為人人關心的事。

 

解說:今年下半年以來,全國共有3個城市開始實施強制垃圾分類,中國似乎在一夜間進入垃圾分類時代,而事實上,在中國,垃圾分類根本不是什么新鮮事。

 

自然科學 博士

李皓:這個旁邊就是可回收的塑料,像這些酸奶瓶子都是洗碗的時候就跟著洗干凈了,比如說牛奶,洗碗的時候跟洗碗水一塊洗了,這就是可回收的,可回收的上面有標識,有一個三箭頭的循環標識,這些都是洗干凈了。這個桶還是1997年胡勁草他們到我家里面,還是那個桶,就是那個時候用的,這就是沒辦法回收的,就是可燃的。

 

解說:李皓博士是中國最早推動垃圾分類的學者之一,1997年《新聞調查》播出《垃圾分類難在何處》時,她剛學成回國。當時,她就在家將垃圾分類進行擺放。

 

自然科學 博士

李皓:這個比較長的,全放廢紙。各種各樣的廢紙片全在里邊。到時候一個禮拜,就把它集中起來提溜去送給撿破爛的人,這里就是飲料罐,瓶罐,還有可回收的東西。這些全部是塑料包裝,單獨投放在這里。這里邊就是有機垃圾,扔掉的垃圾,可以腐爛的垃圾。

 

解說:李皓說,在90年代末,雖然公眾對垃圾分類很陌生,但其實,在中國早已有之。

 

自然科學 博士

李皓:垃圾分類是中國最開始,1957年。

 

解說:1957年12月12日,北京日報刊登了兩篇文章:《城區將分類收集垃圾》和《為什么要實行垃圾分類收集處理》。其中提到,北京市垃圾成份有爐灰(約占53%)、有機垃圾(約占40%)和廢品(約占7%)。這些垃圾分類后,可以用來制造空心磚、積肥、廢品回收。

 

環境史 博士

毛達:當時我覺得就是它是屬于物資匱乏的年代。他要通過垃圾分類為我們的工業和農業生產提供原料。當時在物資或者說我們對原生自然資源開發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這塊特別重要,這塊我就覺得跟西方歷史幾乎是一樣的。在他們工業化的過程當中早期也特別依賴城市消費,消費市場產生的廢棄物。慢慢慢慢可能開采原生資源,可能成本更低,或者是能力更強,就放棄了。

 

解說:當時,國營的再生資源回收中心很快在全國鋪開,高峰期,全國有回收網點20萬個,從業人員40萬人,加工企業450個。

 

李皓:但是很遺憾的就是,改革開放的時候,像這些再生資源回收公司全部市場化以后就解散了這個國有企業,全國大規模的就沒有了,所以20年前中國就成了一個處理垃圾的大空白,

 

解說: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迎來了消費時代,人們精打細算的生活方式逐漸發生改變,垃圾量也隨之急劇增加。

 

解說:1996年,《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實施,其中第37條規定,城市生活垃圾應當及時清運,并積極開展合理利用和無害化處置。城市生活垃圾應當逐步做到分類收集、貯存、運輸和處置。2000年6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廈門、桂林、南京被確定為全國首批8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各地也都陸續將垃圾分類納入地方法規。

 

環境史 博士

毛達:當時我們提出來的時候,主要是覺得這件事情是對的,是國際趨勢,因為我們處在發展中,而且發展水平也比較低,那個時候很多社會發展理念都是看國際,看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做很多事情我們都在學習,其中有一點在環境保護領域,他們在做垃圾分類,但是他們做垃圾分類的原因我們那時候并不是說那么清楚,但是我們花了十年二十年,我們其實體會到了為什么二十年前發達國家要做這件事情。其實就是我們當時問題的矛盾突出程度不是那么尖銳。

 

解說:毛達,在環保領域也被稱為“垃圾博士”。從2004年開始,他持續在民間探索推行垃圾源頭減量與分類回收,積極推動垃圾分類。

 

環境史 博士

毛達:20年前提出來首先是政府提出來的,并不是說其他的主體提出來的,既然提出來的就提升了大家的一個期待。但是背后政治決心變成政府一個必須的職能,以及配套相關的一些措施,或者說把技術方面的東西想好,都沒有那么快。

 

解說:2002年5月,在深圳成為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的2年后,《深圳市城市垃圾分類收集運輸處理實施方案》印發。

 

楊雷:從2000年到現在,從垃圾分類這個歷程上來看,大概有這么三個階段,一個是從2000年到2011年,這11年間,雖然時間說起來很長,但實際上那個時候真正的建立了這么一個分類的概念理念,特別是明確了像電池,燈管這類,它是有害垃圾,像紙張、塑料,它是可回收物,資源類垃圾,僅僅如此,

 

解說:2000年,深圳市的垃圾日清運量接近5000噸。與1979年立市之初的7.5噸相比,增加了666倍,但對于當時的深圳來說,填埋可以充分滿足城市的垃圾處理需要。

 

深圳市下坪固體廢棄物填埋場 場長

周超:它是1992年選址,那么在22年前這個地方,實際上是一個人跡罕至的一個峽谷地帶的山谷,當時是填埋場選址的最有利的一個位置,但是因為這個城市的快速擴張,22年過去之后,整個城市的,它現在就位于整個城市的版圖的正中心,最近的居民區直線距離是不足1.8公里的。

 

解說:占地145公頃,堪比深圳蓮花山面積的下坪固體廢棄物填埋場,是全國第一個垃圾衛生填埋場。在此之前,中國的垃圾處理大多是露天堆放,垃圾山遍布全國。新聞調查1997年播出的《垃圾分類難在何處中》,也記錄下來那些離北京城僅十幾公里的垃圾山。

 

李皓:我1986年離開中國的時候,中國還挺干凈的,沒有一次性用品,我1995年回來以后到處都是一次性用品,大家用了以后就扔了,隨便就亂扔了,但是當時中國有一個困惑,沒有其他技術,北京都沒有一個正規的填埋場,別說垃圾焚燒發電,根本就聽都沒聽說過,20年前的,北京是這樣,全中國基本上都是這樣。

 

解說:1995年,李皓在德國取得免疫生物學博士學位回國,看到北京街頭巷尾無處不在的垃圾堆,她決定身體力行,向公眾普及垃圾的污染危害和垃圾分類的必要性。

 

李皓(1997):垃圾里邊,我們現在裝修的東西,油漆、還有很多清潔劑,還有最討厭的就是電池,里邊有有毒的重金屬,全部倒在我們的垃圾里邊。到底垃圾該怎么辦呢。

 

解說:《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實施一年后,1997年開始,一些垃圾分類試點小區陸續在全國出現。北京朝陽區的紅廟北里小區就是當時的試點之一,但兩個月后,垃圾就又混合在了一起。

 

紀實:這是投放紙屑的,這里面什么都有。塑料。

 

解說:即便是分好類的垃圾,接下來如何清運處理,試點小區的居民們也完全不知道。

 

李皓(1997):老百姓愿意,環衛局愿意。兩邊都愿意的話,大家都有這個愿望,中間到底缺什么環節,為什么做不起來,采訪先還有回收部門的困難,還有回收以后去向,消納的工廠的困難。

 

李皓:很多地方他推出,推行垃圾分類的時候,他都后面的哪個企業來接都沒考慮,就是讓老百姓你得分,分了以后結果發現來了一輛車,把四個桶里邊的分好的全部倒在一起,這個對老百姓打擊特別的大,老百姓說形式主義,問題就在這里。

 

解說:無論是否分類,垃圾問題一直在持續增加,露天堆放帶來了越來越多的問題,于是,各城市都在偏遠的峽谷和深山中,建起了一座座垃圾填埋場。毫無疑問,填埋場很快也會無法滿足急速增加的垃圾。

 

解說:2000年進行垃圾分類試點的8座城市,很快就無果而終。2005年,深圳市人大代表肖幼美提出,深圳應該重新推行垃圾分類。

 

深圳市人大代表

肖幼美:我就要求城管深圳市應該按照國家國務院的有關的政策精神,能夠實行垃圾分類,當時城市城管局就啼笑皆非的,就覺得垃圾分類怎么可能,他們就覺得這肖代表這種建議我們做不到的,所以在回復的過程中就搪塞我。他的意思就是做不到的,我們分不了,你前面分了,我們后端我們也處理不了。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 副局長

楊雷:在垃圾分類這個上面,其實大家還是有很多的爭論的,那個時候很多,包括我們自己行業內的同志,有些同志都認為,垃圾分類還沒到時候。比如說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技術能力,人們的這種環保意識,可能還不夠。像那個時候的分類,強調的是有害垃圾,可回收物,那么可回收物這一塊,實際上那時候賣廢品的這種驅動力是很強的,我記得92年來的時候,我們作為年輕人,一個啤酒瓶可以賣0.25元,基本上都不會把它扔掉的,都是整箱的賣給收廢品的這些人員,那么有害垃圾,沒有處理的方式,沒有處理的渠道,分出來也是,實際上也是沒法處理的。

 

解說:2000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年產生量為1.18億噸,而5年后,到了2005年,就達到1.56 億噸。這些生活垃圾,有44%進入衛生填埋場,29%被簡易填埋,5%被焚燒處置,2%被堆肥處理,另外20%被隨意丟棄、傾倒。垃圾圍城的現象出現在中國的很多大城市。

 

解說:在過去40年間,我們的城鎮垃圾清運量以平均每年5.7%的速度增加。一座座垃圾填埋場被迅速填滿并超負荷運行。與此同時,隨著城市的發展和擴張,可進行垃圾填埋的土地不斷減少。

 

解說:早在1985年底,深圳市著眼未來城市發展,從當時代表著國際最先進水平的日本三菱重工,引進了中國第一座垃圾焚燒廠,清水河垃圾焚燒廠,1988年10月正式投產使用。

 

原深圳市市政環衛綜合處理廠 黨委書記

許楚廣:當時這個設備總共花了是4700多萬。因為當時深圳還是很窮,剛起步,這4000多萬相當當時占了深圳整個GDP百分之一點多一點。目的也是通過了引進的話,能夠為中國在垃圾焚燒事業來趟出一條路。

 

解說:清水河垃圾焚燒廠的建成和運行,拉開了中國利用焚燒技術處理垃圾的序幕。

 

原深圳市市政環衛綜合處理廠 黨委書記

許楚廣:我們當時熱值很低,尤其廣東這一帶喜歡喝湯,湯湯水水導致熱值低,下雨天的時候,然后垃圾車拉了后面頭來裝,倒出來都是水。當時來參觀中國就是大中城市參觀的人很多。所以當時人家這個觀點就是說,他們的垃圾燒不起來,沒法燒,只能填埋了。燒得起,又養不起,費用太高。

 

解說:實際上,對于當時的深圳來說,垃圾填埋場完全可以滿足需要。在建成之初,每日可處理300噸的清水河垃圾焚燒廠,并不需要滿負荷運行。隨著城市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急速增長,2005年前后,深圳市日清運垃圾超過8000噸,清水河垃圾焚燒廠也從最初的日處理300噸增加到450噸,每日超負荷運行。土地資源日趨緊張的深圳,開始建設新的焚燒廠。鹽田焚燒廠和寶安垃圾焚燒廠相繼投入使用。

 

楊雷:因為焚燒廠是一種垃圾處理的兜底性措施,比方說作為環境衛生行業主管部門,我們必須負責任的把每天產生的垃圾,把它處理掉,不能造成堆積,不能造成對環境的污染,如果我們手上沒有一定的處理能力,僅僅的是寄希望于填埋,寄希望于分類,就能夠減少垃圾,這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我認為,建焚燒廠,發電廠,因為它也是一種資源化利用的方式,確實是一種務實的做法。

 

解說: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要減少原生生活垃圾填埋量,優先采用焚燒處理技術。計劃到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

 

解說:但一直到今天,很多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并沒有完全獲得公眾的支持。深圳目前在建的東部垃圾焚燒廠、寶安三期垃圾焚燒廠和南山二期垃圾焚燒廠,最長的選址歷時12年,才得以落地。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 副局長

楊雷:可能早期本世紀初,可能深圳人口密度還沒有這么高,那么后面最近這幾年,人口的密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因為深圳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再有人們這種環保意識,自我維權意識,也是提升的很快,垃圾焚燒發電廠,是一種典型的鄰避設施,社會都需要,但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在自己的旁邊,因為過去像垃圾處理設施,無論是轉運站,填埋場,還是早期的焚燒廠,帶給人們都是不那么愉快的印象。整個廠區里面,垃圾車的道路上,這種滴灑的污水,形成的臭氣,那都是讓人很抵觸的。

 

解說:2009年,廣州番禺和北京阿蘇衛的焚燒廠建設,就遭到了周圍居民的強烈反對。

 

呂志毅:我們政府是支持番禺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不然的話,如果不建垃圾焚燒發電廠,番禺2012年,也就是兩三年,垃圾就圍城了。

 

衛潘明:四、五年的時間,我們現在所有的垃圾處理設施,容量就沒有了。那時候就面臨著垃圾沒有去處。那肯定就垃圾圍城了。

 

解說:廣州番禺最終將焚燒廠選址改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北京阿蘇衛則直到2015年才重啟了焚燒廠項目。

 

毛達:如果說整體上我們垃圾管理沒有一個變化的話,他不就是挪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果說焚燒管理還是不是那么好的,我們垃圾產生質量就很差,混合程度沒有改變的話,那不就是造成另外一個地方的危害嗎,這個實際上就是一種污染的轉移,或者說一種社會不公平的體現。

 

解說:無論是填埋還是焚燒,無論是否支持焚燒,都必須面對垃圾處理壓力越來越大的現實,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一次次地將關注點又回到垃圾分類上來。

 

環境史 博士

毛達:廣州番禺就是最典型的。他們也覺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我們的垃圾沒地可去,我們垃圾沒減下來,所以當時在兩年當中他們跟環保組織一起合作,搞了一些他們小區本身的垃圾減量、垃圾分類的工作。這個問題就是有一些呢,兩個結果,有一些就會發展成職業的團體,不光是在做自己社區的工作,我還關注更大范圍的。還有一個結果就是當焚燒這件事情不再成為壓力的時候,不再成為他們問題困擾的時候,就恢復原來的節奏。這個也可以理解,因為他們在做的過程當中發現,你一個小的社區,一個小的環境的這種分類工作要取得真正的實效,一定要跟大的系統匹配,要銜接。這個銜接簡而言之就是說你分出來的東西要有收集運輸和處理設施,當時很多的社區有心去做,而且開始做了,但是做到一定階段發現外部環境,他沒有辦法,或者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影響。

 

解說:2005年,深圳市人代表肖幼美實行垃圾分類的建議沒被采納,4年后的2009年,他把垃圾分類的提案再次拿了出來。

 

肖幼美:現在我們去焚燒爐去看,他抓斗一抓斗起來,你看那里面礦泉水瓶的,麻袋片的,塑料的,刀具的,樹干樹枝的,建筑垃圾的,所有的餐廚的,恨不得全在里面,他一抓都抓出來,就放到爐子里燒。我們有的政府官員們提出全量焚燒的概念,我們認為是不對的,你說現在每立方米燃燒值,最后出來的多少,微米的二噁英這些,你跟老百姓講,老百姓怎么來理解?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全量焚燒,還是要把希望寄托在分類,在分類的基礎上。最后可回收的利用率大大的提高。垃圾就減量,

 

解說:這一次,肖幼美的建議得到了政府的積極回應。

 

深圳市人大代表

肖幼美:后來我給他們建議就是說,你哪怕做些試點,你說難度很大,我們先試一下。我們先小規模的我們試一試。試了以后如果說困難在哪里?難點在哪里?能不能繼續推,我們再來看。結果他們就采納了我這個建議。

 

解說:在深圳市推進試點的過程中,2011年,國務院批轉住建部等16個部委意見,啟動了新一輪的生活垃圾分類和減量試點工作。

 

楊雷:這種指導意見就很明確,要求分類家庭的廚余垃圾,所以當時在深圳也布局了46個廚余垃圾小型處理機,這些小型處理機,有些就設在住宅區,有些就住在垃圾轉運站,但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搞了一段時間,發現都不行。它的最大的問題,就是這些小型處理機它的技術問題沒有突破,每一個小型處理機,成立一個小的污染源,

 

解說:廚余垃圾處理實驗失敗,500個試點小區也陸續停止了分類。垃圾分類再次戛然而止。

 

肖幼美:那么剛開始應該說還是可以的,再加上政府的補貼也跟進,物業管理也積極性提高。只能說是初見就分類,大家有個意識了。但是真的后端主要在責任在全鏈條,責任還是在政府。因為他也沒有想好,也沒應對好,也沒有任何的好的措施。所以一直就是這么過來,

 

毛達:因為我們在一段時間過于依賴混合處理技術,因為它好像可以延緩問題,或者是把這個廠子建的更遙遠一些,或者說是原來的填埋不行,燒在感官上你直接的沖擊就少了,對大多數人來講,對當地人可能不是這樣,對大多數人來講還是如此。一方面這些技術投入非常大,本身也限制了商業領域、企業家們去做新的技術,多元的技術,所以這個會跟我們的政治決心和政府這種轉變是相關的,它是一個導向,如果長期導向沒有在多元和分類處理的話,商業進入也少。

 

解說:2015年,中國城市生活垃圾總量超過1.91億噸,其中63%進入衛生填埋場,34%被焚燒處理。相比10年前,以垃圾填埋為主的處理方式,垃圾焚燒廠逐漸成為生活垃圾主要垃圾處理方式。

 

解說:201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對于垃圾分類,首次由“鼓勵”改為“強制”。在經歷了多年的原地踏步后,中國的垃圾分類迎來了最強有力的政策推動。

 

環境史 博士

毛達:我覺得就是高瞻遠矚,或者說也是在15年這個節點上,我們過去垃圾管理當中的一些不合理之處的欠賬也到了一定的階段。不光是環境問題,也上升到社會穩定問題,社會公正問題,也搞得地方政府焦頭爛額有些地方,因為焚燒廠的問題或者其他一些爭議的問題,  到那個時間段的話,社會的共識也有,就是我不管怎么著,焚燒怎么發展,我們都應該先把減量和分類擺在更優先的位置,因為我們過去十幾年沒有提到這個高度的時候,主管政府部門是可做可不做的,自己都沒有一個約束,如何我們建立全社會自我約束,把這個事情真正下決心去做到。還有就是其他國家做成的必然都包含有強制因素在里面,法治因素在里面,制度因素在里面,而不只是說一個號召,一個運動而已。

 

解說:2017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住房城鄉建設部發布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模式,在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5%以上。

 

解說:今年2月,深圳市發布《深圳經濟特區生活垃圾分類投放規定(草案)》,公開向公眾征求意見。

 

肖幼美:從城管的角度考慮,我們當務之急先把投放這個環節,政府加以行政干預立法來解決。后面他們提交出來了以后,大家爭議很大,2月份的時候還沒有上到人大就被否決掉了,如果光從城管角度來考慮,可能就有點不謹慎,你政府你認為你后端都已經跟上了,但是是不是完全依法了辦事了?那么再回收利用,在最后的處置,也應該有一個是全鏈條的立法,可能這樣對一個立法來說更嚴肅。

 

解說:全鏈條的《深圳經濟特區生活垃圾分類管理條例(草案)》提交審議后,小區“樓道撤桶”在討論時則引來了爭議。

 

許楷楠:你現在樓層沒有撤桶的是哪個小區。

書記:就住在我們這個旁邊一個聚豪園。

 

張主任:這是我們門前的垃圾桶放的位置。

許楷楠:明白明白。一共是多少層樓?

張主任:12。

 

解說:深圳的大多數住宅小區,每層的樓道中都會放置垃圾桶,方便居民投遞垃圾。

 

肖幼美:實際上樓道放桶,我們說歷史上就是深圳一個毒瘤,這不知道是哪個部門這樣導致造成的。你就方便了居民,但是你造成的惡果是什么?你現在要分類,你怎么可能?所以討論的時候大家也比較激烈。大部分有的領導干部們都認為樓道不應該撤桶,已經都人家建設房子的時候,樓道都給你設計了垃圾桶的地方,你怎么說?我們說你錯了,樓道所謂的那些空地,它是一個消防通道。不發生災害的時候,誰都無所謂,是不是,如果出現安全風險的時候,那集體買單,不應該的。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事務中心 主任

陳繼東:像現在在深圳來講,基本上我是個人認為百分之九十九十九的人都知道要做垃圾分類了。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就知曉率很高。但是具體是參與實踐堅持的很少。當時我們想半天,總覺得你該怎么分成設施擺上去過后,老百姓參與率不高,然后參與不高該怎么辦?我們派個人到那告訴你該怎么分。

 

解說:印有各類分類標識的垃圾桶進入了梅林一村。其中,廚余垃圾實施定時定點投放。

 

梅林一村 居民:塑料袋都省了。你別照我,我跟你們說,真正解決問題是什么問題現在最大的。就是塑料袋。

 

梅林一村 居民:我在家有幾個口袋,一個是廚房垃圾,一個是塑料,紙盒另外放一堆,玻璃放在旁邊。最早的時候沒有分類,合在一起,但是我覺得很不好,這樣好一些。

 

解說:晚上9點,小區的廚余收運車開始按點位回收廚余桶。

 

深圳市梅林一村管理處

葉燕君:我們現在目前平均大概是25桶左右,120升滿桶廚余垃圾。送到我們垃圾中轉站之后,有專門收廚余垃圾的公司專門運走,也保證說每一個投放點廚余垃圾是不過夜的。時間一結束之后垃圾一定會離開這里。

 

解說:可以預見的是,深圳強制垃圾類法案通過后,全市的3600多個商業住宅小區,將同時鋪開梅林村式的垃圾分類模式。楊雷副局長告訴我們,這些小區僅僅只能覆蓋深圳的七、八百萬人口。還有過千萬的人口居住在城中村中。

 

楊雷:城中村確實是垃圾分類的一個難點,絕大多數的城中村,它的環衛方面的清掃保潔,包括垃圾的收運,實際上都是由財政委托社會化的清掃保潔企業,去完成的,這個跟物業小區里面,由業委會聘請的物業公司去完成,它是不同的。

 

解說:今年7月開始,深圳市政府投入1.3億資金,對居住著2萬人口的后瑞村進行治理,每2000多人設置一個垃圾投放點。

 

深圳市航天街道后瑞村

吳超凡:整個生活垃圾大概將近40噸左右,通過減量分類以后目前有35噸生活垃圾,基本上只有5噸垃圾廢棄家飾、家具、易拉罐、廚余垃圾分出來,每天大概5噸左右。這個量也不少。

 

解說:根據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綜合執法局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深圳每天產生的28600噸垃圾中,已經有近8600噸不再進入填埋和焚燒的處理系統。

 

陳繼東:我們最終極目標是把全鏈條管理,我經常講分類的難點指在投放,重點在處理。我分出來沒法處理,他的分類沒法支撐。你不能說欠他們有錢分后紛紛出來,我又分到一起去處理,那是不可行的。就是要把分類四分體系完善建立起來,處理設施的建設。

 

深圳源創環??萍加邢薰?總經理

鄧友倫:那你們把這些書本啊,把它收集好,因為有時候我們這些書籍呢,還可以做二次利用,不能把它進入到廢紙里面,

 

解說:2017年,深圳確立九大生活垃圾分類分流體系,對垃圾進行分類收集。2018年,在各區建起了垃圾處理分揀基地。

 

鄧友倫:我們塑類和紙類基本上是通過我們自己的車輛分撿好以后直接拉到東莞,那邊有末端,像紙類加工廠、塑類加工廠他會跟我們接收,像玻璃我們就要拉得遠一點,主要現在有兩個點,一個是肇慶,還有一個是佛山,分別由兩個場,他們是按顏色跟我們接收。

 

深圳衣舊情深環??萍纪顿Y有限公司 運營總監

鐘志榮:真正推行應該是在2017年上半年,每個小區必須要配套這樣一個舊物回收箱,這個政策推動下,現在深圳覆蓋面比較廣。我們現在合作企業大部分都在外省,包括江西、山東、河北,這些都有。

 

深圳市利賽環??萍加邢薰?副總經理

楊玉華:現在廚余垃圾這一塊,已經開始收了,只是量還沒有那么多,我們處理過程中產生的主要是一個臭氣垃圾,再就是污水,再就是沼渣,如果堆肥廠它需要,它就來運走一部分,如果說不需要,我們就只能進填埋場。目前是填埋場的比較多。

 

深圳市下坪固體廢棄物填埋場 場長

周超:目前的庫容也就支持三年左右的時間。

 

解說:當年人跡罕至的深圳市下坪垃圾填埋場,后來有十幾萬居民生活在旁邊,2014年,填埋場的惡臭遭到周邊居民1500多宗投訴。之后,下坪填埋場做了全國第一個全密閉模式的填埋場。

 

深圳市下坪固體廢棄物填埋場 副場長

羅鵬:2014年那次超標之后對我們提出整改,我們實施應急除臭這個項目,你看這些都是低于20的,這些都是合格的。

 

周超:它的除臭控臭的水平,就是說每年它都能做到,全年365天達到穩定達標的,目前也是,國內應該是唯一的一個。

 

解說:保證“達標”,也意味著巨額財政資金的投入。2018年,下坪填埋場用于垃圾填埋、滲濾液處理、臭氣治理、飛灰填埋等作業的投入超過2.8億元。

 

周超:不論你采取多高的這個治理方式,因為畢竟它是露天作業的,這個垃圾堆體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密實的,應該退出歷史舞臺了,逐步要退出歷史舞臺的。

 

解說:垃圾填埋場陸續到達填埋上限,深圳市計劃逐步放棄生活垃圾填埋的處理方式。爭取盡快實現其他垃圾全量焚燒。

 

深圳市能源環保有限公司

冉從華:現在我們所在這個位置是我們的二期工程,一期是1200噸,加二期的3000噸,總共是4200噸,只能滿足寶安區的70%—80%的處理量,整個寶安區每天產生垃圾大概是在5500噸—6000噸之間,所以說我們每天還有1000噸—2000噸的缺口。

 

解說:寶安三期工程完工后,整個焚燒廠日處理垃圾將會超過8000噸。

 

冉從華:我們三期建成以后,除了全量焚燒寶安區的垃圾以外會適當的幫助深圳市其他地方處理一定量的一些垃圾。如果未來的話,我們在做這方面的一個研究,考慮把這個填埋場的垃圾做一些技術上的篩選,最終把這個垃圾,比如說運輸到我們焚燒廠,按一定的比例做一些焚燒和填埋垃圾的消減,這樣的工作。

 

深圳市生活垃圾分類管理事務中心 主任

陳繼東:那么我們在今年年底就基本上可以9月份基本上可以實行,全市生活垃圾可以實行全量焚燒,這在全國其他城市是沒有的。

 

解說:2019年1月21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給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長遠的發展目標,要實現整個城市固體廢物產生量最小、資源化利用充分、處置安全。深圳也成為了首批試點城市之一。

 

陳繼東:2035年我們預測深圳的垃圾量大概要到35000噸每天,我希望現在通過深圳通過垃圾分類,不再建焚燒廠,通過垃圾分類能把它分類處理掉。

 

楊雷:深圳是非常的認真的,我們沒有回頭路,一定是要堅定不移的走下去,我們相信假以時日,是能做成的。

 

環境史 博士

毛達:當我們認為這件事情是對的時候,我們需要了一定社會規范,不光約束我們自己。有時候被打擊,我做了,別人沒做,這也是一種打擊,這個時候規范也很重要,不光是對我自己個人形成一種約束,也是制造一種公平。原來就是不公平,當我們沒有約束的時候,很多人做了,做了沒有意義了,我付出了我的心血和代價,結果因為其他的人,因為沒有強制規定,他也不用負什么責任,這個結果就不好。而垃圾分類這件事情本身,在技術上來講確實是需要一種協調性的、統一性的這種安排。

 

解說:這天,由政府組織的諸多志愿者調查隊來到了小區,詢問住戶是否愿意“樓道撤桶”。在本次調查的217戶居民中,有155戶同意,62戶反對,贊成比率超過70%。

 

志愿者:你期不期望樓層撤桶,垃圾集中投放?

住戶:垃圾集中投放,就是到樓下那邊。

志愿者:對,集中分類投放。

住戶:反正我是支持垃圾分類的,因為這樣的話,對環境保護還是有好處的,那個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我覺得這個一定要分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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